English | 武汉大学 | 院长信箱
点击展开菜单
高端智库
当前位置: > 科学研究 > 高端智库 >

中国创新政策转型:从集中攻关转向分散试错

时间:2017-05-02 来源:战略前沿技术 点击:

本文由清华管理评论(ID:tbr2013)授权转载,作者:张文魁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

熊彼特创新与伽利略创


 

“创新”的概念很宽泛。我们谈论的创新,首先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,也就是熊彼特在《经济发展理论》里所说的创新。但是有时候,说的又好像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意义上的创新,伽利略有句名言“科学真理需要在实验和基于实验的理论中去寻找”,这里说的就是知识和真理的探寻。大家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类的创新称之为“科技创新”,我姑且将之命名为“伽利略创新”,伽利略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,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,这样也可与熊彼特创新相对应。

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很大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,就是塑料大棚。年龄稍长的人知道,在北方,二三十年前的冬天,是没有蔬菜吃的。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,解决的方案主要就是依靠塑料大棚。其实很简单,就是将非常成熟的技术和非常成熟的材料,广泛地用到农村种菜,这个产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我们许多人,包括一些学者,在讨论创新的时候,开始说的是熊彼特创新,说来说去不自觉地就收窄到伽利略创新了,譬如研究新增长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,都强调自己是走熊彼特创新的研究路径,但研究一展开,就收窄到研发(R&D)上了,而这根本无法深刻揭示经济增长机制。

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


 

大家可以看到,有些科技创新搞得好的企业,发展得并不一定很强大。现在很多人说苹果的创新很厉害,其实国外也有不少人说,苹果是世界最大的“小偷”,它没有什么很原始的科技创新。中国的联想集团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,研发能力、技术水平比它强的同行业企业比比皆是,可是联想却成为行业的佼佼者,即使到现在,联想集团的研发能力也属于短板,当然现在是到了大补短板的时候了。

从国家层面上来看,科技搞得好的国家,经济上不一定行。日本的例子就很有意思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增长时期,日本以技术模仿为主,创新能力比较贫乏,譬如说日本汽车工业在五六十年代就从美、英、德等国引进了四百多项技术。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日本政府才在《八十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设想》中提出了“技术立国”战略。到了1995年,日本政府提出“科技创新立国”新战略,并公布《科学技术基本法》,把该战略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国策。后来又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和政策,如促进日本在信息家电、生物工程、纳米材料、新能源等领域成为全球尖端研发基地,促进日本企业在这些领域形成全球竞争优势,等等。但是,恰恰是从“技术立国”战略和“科技创新立国”新战略以来,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了“失去的二十年”,而此时日本科技水平的确实现了大跃升,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为增加。

日本经济增长失去二十年,很多人认为是日本少子化、老龄化造成的。让我们观察一下日本企业的“小机巧浪潮”吧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三洋和夏普的收放录音一体机随处可见。九十年代,索尼和松下的随身听(walkman)满大街,而现在,到处都有日本企业的iPad和iPhone吗?并没有。或许这样,我们就能更深刻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起起落落。因此,在熊彼特创新中,企业家、商业天才、市场冒险者,而不是学究、科学家、工程师,具有更重要的地位。否则,就不能转化为经济增长。

技术“前沿距离”越小,对伽利略创新的依赖越大


 

在新增长理论中,“前沿距离”研究是一个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领域。研究显示,离前沿越近,经济发展越依赖于内生增长模式和科技创新。虽说伽利略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,但是当我们的经济体离前沿距离比较近的时候,经济增长对研究开发、技术进步的依赖就越来越大,尽管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。

我调研了很多行业的企业,结果发现,我国企业离前沿并不远,在许多工业行业,几乎没有什么代际差距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,对研究开发、技术进步类的创新的依赖程度一定是越来越高。这就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大搞自主创新。

前沿距离缩小意味着更需要科技创新,对于国家如此,对于企业也如此。联想集团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,技术代际差距急剧缩小的时候,还不致力于科技进步类创新,还一味沉迷于二十年前的市场营销手段、营销策略和产品外观、产品配置方面的花样翻新,未来的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压制。

华为在其发展的早期,与国外企业的技术代际差距非常大,也把创新的重点放在营销手段、营销策略和技术吸收、技术改良等方面,但华为敏锐意识到,它所处的这个行业,技术变化的速度非常快,技术颠覆随时会发生,也就带来了技术方面弯道超车的极大可能性,所以,华为及时把创新重点放在了技术研发方面,甚至在基础研究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。

开拓新前沿的创新,需要分散试错


 

在原来技术代际差距较大的情况下,集中攻关式的创新是很有用的。当人家是第六代技术,而我们还是第四代、第三代技术的时候,我们就知道目标是什么,技术路径也大概知道。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受到严重封锁的时候,一般的科技文献,我国科学家也可以获得,通过这种方式大体可以知道技术原理和技术路线,可以设计相应的技术攻关方案。通过政府手段、国家力量,来集中所有的专家,搞大会战,集中攻关几年,就能做出来。

中国高铁技术,南车和北车合并之后,又攻克了一些技术难关,高铁试车速度达600公里。从中国中车现在的创新情况来看,它还是一个模仿和集成、消化吸收再创新,不属于我刚才讲的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。迄今为止,中国高铁领域的那种集中攻关式创新方式还是有用的,但是未来,我觉得未必。现在美国高铁技术创新,就是在前沿上开拓新前沿,譬如一个公司在拉斯维加斯沙漠上试验新型高铁,就是开拓新前沿的创新。

  开拓新前沿的创新,需要的是分散试错型创新。这些创新对经济增长有没有直接带动作用?至今仍有争议,但至少,开拓新前沿的创新是激动人心、是激发梦想的。所以,我们下一步的创新政策,到底是把国有大企业合并到一起来,去搞集中攻关型创新,还是更多转向分散试错型创新?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五年到十年的重大政策选择。